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2024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强调坚持“零容忍”；2025年2月，证监会与最高检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将着力推动行刑双向衔接，加快构建立体化追责体系。
厉行法治固然有助于金融秩序安全稳定，但培育和强化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法治注入德治的基因同样至关重要。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我国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有必要深入剖析证券基金领域金融犯罪实务，揭示其文化成因，探寻夯实行业文化建设的思想根基，方能从源头上预防金融犯罪。
●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于丽红
业务行为类犯罪数量居多
据公开数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全国法院一审已判决及监察机关已立案、检察机关已批准逮捕（已明确涉案罪名）的证券基金从业人员金融犯罪案件约207件。
从犯罪行为类型来看，业务行为类犯罪显著多于职务廉洁类行为犯罪。按犯罪行为是否侵犯职务廉洁，可分为业务行为类犯罪与职务廉洁类行为犯罪。前述207件案件中，业务行为类犯罪共181件，涉186个罪名，占比87%，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最多，为167件。职务廉洁类行为犯罪共26件，涉30个罪名，其中受贿罪案件最多，为14件（含监察委已立案未判决4件）。
从机构类型来看，私募基金管理人涉案最多，证券公司次之。各类私募基金管理人（已备案）涉案186件，证券公司涉案17件，公募基金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各涉案1件，金融服务机构涉案2件。
从犯罪趋势来看，犯罪总量显著下降，但职务廉洁类行为犯罪有攀升趋势。2022年至2025年上半年，犯罪总量逐年减少，年案件量依次为116件、52件、29件、10件（仅半年数据），这主要得益于业务行为类犯罪案件的显著下降，该类案件每年数量依次为108件、47件、21件、5件（仅半年数据）。但是，2022年至2025年上半年职务廉洁类行为犯罪案件数量依次为8件、5件、8件、5件（仅半年数据），若统计2025年全年数据，此类案件在2024年、2025年或有攀升趋势，这可能与国家加强金融反腐和严肃整治政商“旋转门”力度不断加大有关。
金融犯罪案件存在诸多特点
前述207件案件涉及自然人被告人372人，涉及法人被告人2个。
从自然人犯罪主体来看，有如下特点：
学历分布方面，在前述372名自然人被告人中，有学历记录的共329人。其中，业务行为类犯罪中，有学历记录的共301人，专科学历人数最多，为95人，本科次之，为94人，其余为高中以下学历者及少数硕士、博士；而在职务廉洁类行为犯罪中，有学历记录的共28人，其中硕士13人，博士9人，本科6人，硕博士占比高达78.57%，无专科及以下学历者。可见，业务行为类犯罪主体中专科和本科学历者居多，而职务廉洁类行为犯罪主体呈现出显著高学历现象。
职务分布方面，在前述372名自然人被告人中，有职务记录的共340人，其中，在业务行为类犯罪中，有职务记录的共310人，一般员工占比最高，为165人，其余为高管人员84人、中层管理人员61人；而在职务廉洁类行为犯罪中，有职务记录的共30人，高管人员占比高达73.33%，为22人，其余为中层管理人员2人，一般员工6人。可见在不同犯罪行为类型中，职务层级分布存在明显差异。
从犯罪行为来看，有如下特点：
涉案金额巨大，普遍远高于刑事立案追诉标准。在前述207件案件中，有涉案金额记录的共187件，涉案金额最高为67亿元，罪名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最低为50万元，罪名为诈骗罪。涉案金额在100万元（含）以上的共184件，占比高达98.4%；涉案金额在100万元以下的仅3件。
在业务行为类犯罪中，有涉案金额记录的共176件，涉案金额在1亿元（含）以上的达60件。在职务廉洁类行为犯罪中，有涉案金额记录的仅11件，涉案金额全部在100万元（含）以上，涉案金额最高为1.77亿元，罪名是受贿罪，最低为100万元，罪名是单位行贿罪。可见金融犯罪涉案金额普遍较大，远高于法定刑事立案追诉标准。
“窝案”、内外勾结型共犯现象突出。“窝案”共犯不同于简单共同正犯，是指同一单位或系统内多人共同参与、存在组织分工的复杂共犯案件。内外勾结型共犯则指金融机构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相互勾结，共同实施犯罪的案件。在前述207件案件中，涉及“窝案”、内外勾结型共犯以及其他被告人在2人以上的共犯案件合计145件，占比70.05%。
在业务行为类犯罪中，“窝案”频发。此类181件案件中，属于共犯的达128件，占比70.72%，其中，“窝案”为118件，占比65.19%，多为同一私募机构的高管、部门领导及员工共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集资类案件；内外勾结型案件为10件，多为私募机构与外部人员勾结、公开销售私募产品的案件。
在职务廉洁类行为犯罪中，内外勾结型共犯较为突出。此类26件案件中属于共犯的案件为6件，均为内外勾结型共犯，其中既有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与民营金融机构人员勾结的共犯，也有民营私募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人员勾结的共犯。
犯罪行为与性别、学历、职务层级具备风险相关性。职务廉洁类行为犯罪的发生与学历背景、性别、职务层级的风险相关性尤为显著，此类犯罪中，男性占比超90%，硕士以上学历占比近80%，高管占比超70%，犯罪风险在男性、高学历、高管人群中高度集中。此外，此类犯罪中不存在“窝案”，全部为内外勾结型共犯，反映出从业人员通过选择与自己没有直接职务关联者建立“同盟关系”，有意识降低犯罪暴露风险。可见此类犯罪的行为、手段更加隐蔽复杂。
而在业务行为类犯罪中，男性被告人占比只比女性高约6个百分点，且一般员工占比最高，在学历方面覆盖广泛的学历层次，可见此类犯罪分布于不同性别、教育背景、职务层级的更广泛群体。而且“窝案”频发以及私募不“私”的显化犯罪手段，呈现出有组织性犯罪的明显特征，反映出私募企业合规文化基石作用薄弱，从业人员法治意识淡薄的问题。
树立正确行业价值观
从证券基金行业金融犯罪的文化成因分析，一是行业价值观异化系金融犯罪重要文化诱因。功利主义价值观盛行导致部分从业者“见利忘义”，正因如此，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培育要求指出，要“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为树立正确行业价值观提供了明确指引。
二是职业道德失范滋生职务廉洁类行为犯罪。关键岗位人员是职务廉洁类行为犯罪的高发群体，当前仍存在职业道德制度建设不力、职业道德失范的问题。
三是私募领域企业文化建设缺位致犯罪风险集中。涉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案件数量占比高达89.9%，且“窝案”频发，这些私募企业多是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小微企业，由于企业文化，特别是合规文化建设基础薄弱，加之监管相对宽松，易在利益驱动下触犯法律红线。
四是对“潜规则”的误读与依赖导致知法犯法现象频发。部分人员错误地将不成文的“规矩”或“习惯性做法”视为可以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的准则，甚至对“潜规则”产生路径依赖。
多措并举加强行业文化建设
在理念层面，须秉持全面覆盖原则。全面覆盖原则是指行业文化建设应覆盖证券、基金行业各层级企业，不仅包括大型券商、公募机构，还应下沉渗透至中小微型私募机构、证券投资顾问咨询机构及金融服务机构；不仅应包括国有企业，也要涵盖民营企业，覆盖全部从业人员，确保行业文化建设不留死角。
在政策法治层面，健全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培育机制，强化法治意识。
一是健全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培育机制，涵养正确金融义利观。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涵养正确行业义利观，是行业文化建设的关键。应统筹推进学校基础教育、职业培训和实践锻炼，构建多层次教育体系；应多维度开展对企业高管、中层干部及普通员工的教育引导，特别是加强对私募领域从业人员的教育引导，综合施策，健全全行业文化教育引导机制。
二是强化法治意识，完善法制保障。首先，要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提升从业人员对“明规则”的认知和敬畏。其次，建立健全涵盖职业道德、操守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制度体系，使行业文化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另外，强化执法司法，在行政监管层面，持续坚持“严监严管”，加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在司法层面，着力推动行刑双向衔接，加快构建行政、刑事和民事立体化追责体系，尤其是应强化对私募犯罪的执法司法。通过严格执法司法，形成强有力的震慑效应，反向促进从业者法治意识提升。
在企业实践层面，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和岗位特点，制定差异化文化建设方案。
一是针对“关键少数”，强化职业道德和廉洁文化教育。职务廉洁类行为犯罪在男性占多数的高管人群及部分掌握实权的关键岗位上高度集中，因此针对“关键少数”，强化清廉金融文化和职业道德建设尤为重要。大型证券公司、公募基金公司作为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其清廉文化和职业道德感对整个行业具有示范效应，应积极践行廉洁文化建设社会责任。具体到实践层面，企业内部要持续完善授权、转授权管理、业务审查等质控流程，责任精准量化到岗位、落位到个人，通过技术化手段加强常态化合规监控，并建立健全刚性追责制度，对“重要岗位”“重要环节”“重要个人”的隐患防范与风险预判应纳入常态化管理。
二是将私募领域中小企业有效融入行业文化建设体系至关重要。首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应发挥自律监管作用，加强对备案私募基金管理人合规建设的指导、培训和监督；其次股票配资系统，私募领域中小企业应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和风险状况，科学制定合规管理制度和流程，确保合规管理工作有效开展；同时，应注重内部合规文化培训，将合规理念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增强全体从业人员的合规意识和法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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